迪灵顿街的回忆

“妈妈，我真希望能够认识外婆。”十岁的女儿对我说，那双碧绿的眼睛闪闪发亮，“我要像外婆一样，成为一位舞蹈家。”

“我也是！”两个小女儿异口同声地说。

我的三个女儿都有一头鲜艳的红头发和奶油色的皮肤，这些都遗传自她们美丽的外婆，我自己的头发是金黄色的。

丈夫坐在扶手椅里，面带微笑看着我们。他很高兴看见一位美丽的家庭主妇，被三个可爱的女儿围绕着话家常的生动画面。

我常怀疑，假如他知道我早年在迪灵顿街所过的生活，不知会有什么反应？当然他是不知道的。

为了回答孩子们对我过去生活的询问，我编织了一段黄金般美丽的童年生活，实际上我告诉她们的故事中，只有一样是真实的：我美丽的红发母亲，在我12岁时谢世。

我从未见过父亲。母亲曾经告诉我，父亲是个船员，在海里失踪。但当母亲过世后整理她的遗物时，我没找到结婚证书，甚至也没找到一份能证明我身世的文件。

我对早年生活没有记忆，所以我的记述日期就从那年冬天搬到迪灵顿街开始，那年我4岁，母亲21岁。

我记得迪灵顿街是条很长的街，两旁是凄凉阴沉的住宅，屋前有高高的台阶，每家的大门都漆成绿色。

我们这条街的大多数家庭都靠接受政府救济过日子的。母亲和我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里。

我们在同一间屋里烧饭、吃饭和睡觉。和所有的住户一样，我们的房间在冬天又冷又通风，夏天则闷热不通气。

街上倒是热闹活跃，各种车辆来来往往，小贩沿街的叫卖声、孩子们的吵嚷声不绝于耳。

邻居孩子第一次邀我玩的游戏，是要我在整条街找出哪一家门漆成红色。在小朋友的鼓励下，我挨家挨户地爬台阶下台阶，一直到我因为两腿疼痛而哭起来。

“大笨蛋！”八岁的吉姆说。他后来告诉我，我们家住的那幢房子的门柄下就有红油漆，只不过原先的油漆有些剥落了。

我沮丧的哭声把母亲引了出来。

“请好好和我的劳拉玩儿。”她央求着小朋友们，他们敬畏地看着她。母亲很会打扮自己，夜里，她总是把红头发一卷卷地卷起来，白天再放下来，用头刷刷一刷，头发就自然地垂在肩上。

她经常把睫毛刷黑，衬托她那迷人的碧眼，使眼睛看来更大，嘴唇颜色更鲜艳。

她很宠爱我，管我叫洋娃娃，老叫我穿小女孩的衣服，那种衣服我早就不该穿了。

有一阵子，母亲出去找工作，把我交给邻居尼古拉斯太太照顾。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寡妇，身体不太好，住在我们楼下，是整条迪灵顿街唯一对我母亲友善的人。

那时是经济恐慌末期，工作不易找到。好多个夜里，我们母女饿着肚子上床，但母亲经常回家说她已经找到工作，然后母女俩便大吃一顿。

悲惨的是，母亲的工作从没维持多久，麻烦总是跟着母亲：店员的恶语中伤，顾客不怀好意的调戏，老板妻子的多疑。最后，她不得不放弃寻找工作的念头。

不久，家里开始有接连不断的男人光临，母亲告诉我她在教授舞蹈，我相信她，因为母亲很爱跳舞。

但是过了不久，我就不信了，因为那是假的。

每当母亲有一位顾客夜里来访，我就得躲在楼梯间等候客人离开。

我不了解母亲，不只是因为无知，而是我太不懂世上的事情。

我8岁时，有一天晚上，12岁的吉姆嘲弄地对我说：“笨蛋，你以为你妈在楼上和客人做什么？”

他开始扯我的衣裳，我高声叫：“滚开！别惹我！”

尼古拉斯太太打开门，张望着阴暗的过道说：“劳拉，是你吗？”

吉姆边下楼边说：“你在问谁？”

“回家去，吉姆，”尼古拉斯太太说，“你再招惹劳拉，我就叫警察。”

“去呀！”吉姆不屑地说，出门时又向尼古拉斯太太吐口水。

这一带有个不成文的法规，除非有人命案，否则不喊警察。

我长到11岁时，渐渐明白了一些事。

我一直以母亲的美丽和她的衣着打扮为荣。她经常穿些时髦、带滚边的衣服，而不是街坊妇女们穿的褪色的破旧的家常服。但是我现在却开始希望她不要和别人不一样。

我注意到尼古拉斯太太的女儿，她经常来看母亲，人家穿着朴实，但看来很迷人。

邻居的妇人们也暗地里批评母亲。每当母亲出现时，邻居的男人们都会被她吸引住，但这些男人